旧上海的自行车
鲁迅逝世后，萧红写过一篇《回忆鲁迅先生》，文章很长，却是片断式的，深情款款，讲到许多细节。其中有这么一句：“海婴不大在三楼上玩的，除了到学校去，就是在院子里踏脚踏车。”萧红与萧军到上海后，于1935年冬到1936年夏之间，经常造访位于大陆新村9号的周家，当时鲁迅之子周海婴六七岁。
周海婴在《我与鲁迅七十年》中，也多次谈到童年少年时期在上海骑自行车的事。他与霞飞坊的小朋友们玩得很疯，其中一样便是骑自行车：“我们这一圈子的孩子玩的是骑自行车，谁有车子，大家共享。”骑的车子，应该是租来的或借来的，附近有个小弄堂叫钱家塘，“那里的修单车铺有各种大小脚踏车出租，以钟点计费。我们租来学习骑车颇为兴奋”。由于租费不廉，他婶婶遂向人借来一辆小自行车。某天周海婴擅自把车推出门口玩，结果婶婶闻声赶来，将车收回，“次日放学回家，便不见这辆车了”。
在20世纪30年代，即使是在领全国风气之先的上海，自行车也还没有飞入寻常百姓家，租费不廉，售价更高。1906年上海《时报》登有这样一则广告：“本行自运英国头等脚踏飞车，价廉物固，每辆计洋七十五元，可保用二三年。”75块银元一辆还自称“价廉”，可见其昂贵。
自行车于清末始由侨居租界的外国人带到中国，市场上长期只有英、德等国生产的“西洋车”，日本产的“东洋车”传入中国则要晚至30年代末。大概到1929年左右，始有中国商家组装出售国产的杂牌自行车。即便如此，车价仍然高昂，买得起自行车的人家，多半非富即贵。
其他大城市亦然。萧乾1934年写过一篇文章《路人》(后改题《脚踏车的哲学》)，说的是中国体育彩票的事，文章开头，他以自嘲的口吻说，因为买到一辆二手的杂牌自行车，穷朋友们便开始视他为“有产者”了，“速度和身分使我的友谊既不能去高攀，也无从下就，恰好是和我一样拥有脚踏车的人”。
童年少年时期的周海婴很喜欢骑自行车，所以令他特别难忘的一件事是，抗战胜利后，一位原内山书店的中国员工失业，来寻他母亲许广平，请求代为推销鲁迅的书，“母亲见他常要去四马路推销书籍，挺辛苦的，出钱替他买了一辆英国进口自行车”。周海婴当时正在读初中，每天却只能骑一辆破自行车去上学，而这辆车还是别人因去英国留学才借给他的，“因此我对他拥有这样一辆又轻便又美观的车，真是又羡慕又吃醋”。后来合作破裂，这辆自行车不知下落如何。